其后的四次部分修宪继续推动基本权利主体逾越国家附属品的鸿沟，直至基本权利主体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的尊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78%，其中1/3的人口处在贫困之中。发展权是集体人权，生存权是个体人权。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1986年，第41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确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逐的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如今精神享受已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期待。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必定在产业结构上升为主导地位。当然，其直接含义是，必须设定有效的宪法制约，这种制约应有效地抑制政治对法律界定的财产权利和涉及财产转移的自愿的契约安排的公开侵扰。
英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数，英国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则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哪些是核心权利，实现它们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此为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这种可能会付出代价的促进民众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对民主的尊重和促进。
一直到现在，人们对这一权力的范围和使用方式仍会产生分歧，但是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一权力本身。（二）能动主义进路定义能动主义面临同样的困难，能动主义解释方式是相对于司法限制主义而言的，而原旨主义就属于限制主义中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类型。[3]首先，能动一词在这里的含义就是相对于原旨主义而言的，就是认为宪法文本和制宪者的原意只是解释的资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宪法解释可以综合运用历史的、传统的、理论的、文本的等资源来解释，不是简单的局限于宪法的原旨。尽管能动主义的解释能够反映一定的民主偏好并且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司法机关成为和立法机关一样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机构，长此以往，一旦最高法院做出坚持法律而不迎合民意的判决将会使自身的权威丧失，因为司法机关的权威来自于包含人民意志的宪法，而不是仅仅符合一时的民意偏好。
依据原旨主义的逻辑，当初具有创制权的民主多数制定的宪法也是需要遵守，就是要改变也是要通过人民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法官，宪法提供的系列制度应该被司法机构坚持。{23}(P6)我们可以从程序与价值的两分法来看待民主，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到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一脉相承，程序民主开始被更多的人认同。
第五，法官的任命权是掌握在其他政府分支的手中，所以法官的宪法解释风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各有不同。{5}(P109)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的宪政历史就是伴随着关于宪法解释正确和适当的方式的争论逐渐成长起来的。See Daniel A. Farber, The Originalism Debat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in Ohio State Law Joumal49(1989).[2]关于原旨主义解释方式的详细论述，参见侯学宾：《美国宪法解释中原旨主义—一种学术史的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11}(P386)在宪法解释中，采取一种能动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大体上有如下一些要求或者特征：法官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制宪者立法意图的限制。
{21}(P3-52)（一）民主概念的多义性民主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来叙述不同的故事，其内涵歧义丛生，斑驳错杂。{2}(P3-6)二、两种解释方式的民主立场无论是原旨主义还是能动主义都无法绕开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反多数难题，在两个阵营中，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学者都站在赞同民主的立场上进行论证，双方都主张自身在坚持民主并且能促进民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动主义坚持的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其促进的民主也更多的包含某种价值。所以这种强调结果导向的能动主义解释方式会将法院拉进政治漩涡，损害其权威和独立性，而原旨主义解释方式恰恰是在尊重民主的前提下，将更多的选择给予民众自身去决定，相信民主的程序能够解决选择问题。
{7}(P1086-1087)斯蒂芬·格里芬(Stephen M Griffin)对原旨主义做了一个区分，一种是认为原旨主义的解释只是宪法解释方法中的一个，另一种就是认为原旨主义解释是唯一合法（或者至少是首要的）的解释方式在这个国家和社会关系快速变迁的时代，这样的变化在时刻发生着。
其三，在绝大多数的立法中，增加了公民寻求行政或司法救济的法律规范。[2]W. Friedman, Law in a Changing Society (2n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1.[3]See L. M.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269-270．转引自季卫东：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一）社会变迁对公法的影响以引起公法变迁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可将社会变迁对公法的影响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起源于围绕公法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社会变迁影响到公法系统，并且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公法系统内部。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在社会变迁中直接运用法制手段的场合包括：通过国家权力的行使而执行规范，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公害的扩散导致了环境保护法的发达和国际化。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是体现在公法与私法的分离。
当我们将法律视为一种持久的、普遍的、能够深入到社会每个空间、并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交织的文化时，便对法律有了更为深切和广泛的理解。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
[6]第一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改变政府职能，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应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
因此，诱致性公法变迁的机会成本较小、回应性较高。[10]关于软法的有关论述，参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是体现在注重公众参与和对话。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正向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变迁与公法相互关系的窗口和平台。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公民权利性规范在公法体系中逐步增加，并且正在改变重权力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因此，为了维护市民社会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就有必要使国家权力分立并以权力制约权力。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实施依法行政。第三是应用和研究法律现象的方法论的层面。
这些柔性治理方式的运用和对法的概念的再思考，是市民社会正从政治国家中分离的体现，也是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二）公法对社会变迁的推动法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并非单向，法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常会引起社会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推动新一轮社会变迁，这是法的强制性、规范性和前瞻性等特点所致。
强制性变迁的信息传播路径与诱致性变迁的路径基本相反：一种是立法者搜集、整理社会制度变迁需求信息的自觉行为。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的公法制度主要在市民社会建立的两个基本要素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有限政府的建构—作出了以下积极的回应。强制性变迁的动力直接源于国家而非社会，国家试图通过具体的制度变迁来落实其意图。社会变迁对法的影响主要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4]第一是制度和规范的层面。市场经济培育和催生市民社会。
这就决定了诱致性变迁是公法对社会需求的直接回应，而强制性变迁是公法向社会推行制度，当然，这也是公法在积极回应社会变迁之后的一种前瞻性表现。进入专题： 社会变迁 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 公法 。
但是其弱点也因此而产生：它的反复博弈性与成长缓慢性，往往造成公法制度时滞较长，耗费的交易成本较高，并且极有可能事过境迁后公法才反应过来。制造业经济比较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机制所形成的后发者利益会压抑承担开发风险的动机，开发者要维护既得利益必然要竭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结果知识产权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度急剧上升。
[2]可见，社会变迁和法律的产生、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9]立足于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个性与共性、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公法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国家权力发挥作用的同时，为公民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进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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